一张图看懂袁隆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做出的贡献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七律·到韶山》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名著《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呈几何级增长，粮食呈算术级增长，故而周期性的灾难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灾难比比皆是。

“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资治通鉴》），寥寥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家庭的无尽血泪，乘以百万千万次。

但是你，屏幕前的你，无论是70后、80后、90后还是00后，你我是没有经历过饥荒的几代人，反而日常调侃“吃得太饱”。

“持续推动全社会反食品浪费”（《反食品浪费法》），寥寥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农学家的无尽心血，乘以大半个世纪。

其中代表人物，就是（5月22日）去世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

01、从饥饿到吃饱

在农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粮食比人口增长快得多。

我们把1949年到2020年的主粮产量和人口总量放到一张对比图上看看：

图表上有两道深沟，第一道是1959年—1961年，第二道是1999年—2003年。

第一道深沟，我们虽未亲历，却都认得，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正是这三年，影响了袁隆平一生的道路。

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他回忆道：

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有饿死了人的！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太可怕了！……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大禹念着天下有溺水之人，就像自己溺水了一样；后稷（周始祖，教百姓耕种，被后世尊为农神）念着天下有挨饿之人，就像自己挨饿了一样。

六十年前，湖南安江农校的中专教师袁隆平，念着天下饥荒，也暗自立下志向。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实习农场的稻田中，发现了一颗植株高大、谷粒饱满的水稻。然而当他种下收获的稻种，新长出的水稻却高矮不一。

失望之余，袁隆平意识到：“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水稻是雌雄同蕊的，如果人工去除雄蕊，授以另一品种的花粉，就能实现杂交，但这种方式难以量产。想要大量生产杂种，更有效的方式是培育一种雄性不育的水稻，和其他品种混种，从而实现杂交。

随后几年里，袁隆平就在田间地头寻找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并于1966年将研究成果——《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科院《科学通报》上。

接下来的数年，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突飞猛进。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发现野生的雄性不育水稻“野败”。

1972年，江西萍乡农业局的颜龙安利用野败，成功育出不育系“珍汕97A”及同型保持系。

1973年，广西农学院的张先程在东南亚水稻品种中找到结实率90%以上的强恢复系IR24，标志着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80年代，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培育出新一代强恢复系“明恢63”，并通过与“珍汕97A”配套，得到了抗稻瘟病的新一代杂交水稻“汕优63”。

1986年—2001年，“汕优63”一直是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单年最大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

在袁隆平之前，美国人和日本人也曾尝试“三系法”杂交水稻，但都因存在缺陷而未能稳定量产。首先实现杂交水稻产业化的是中国，是上面这些人（以及未能具名的更多人）的共同成果。

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还有第二道深沟。

1998年特大洪灾之后，我国启动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生态工程。

在同一时间点，城镇化浪潮开始了。

一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一是为了发展经济，二者无可非议，但它们确实导致了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减产。这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来说，是重大威胁。

于是，我们在2006年提出了“18亿亩红线”、免征农业税等措施，播种面积又上来了。

此外，有没有可能在不增加面积、不增加人手的前提下，增加产量？

1997年，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700公斤；2004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1000公斤；2017年，1100公斤。

除了袁隆平院士的团队，还有朱英国院士的团队、谢华安院士的团队……他们共同抹平了第二道深沟，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

截至2020年，经农业农村部确认的超级稻品种共有133个。

2004年，袁隆平获得世界粮食奖（可能是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时，颁奖委员会如此说道：

袁教授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发现如何实现水稻杂种优势的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可能开发杂交品种。袁的工作推翻了这一假设。

故事从他那里开始。

02、从吃饱到吃好

袁老的期望也不止是让中国人远离饥饿，吃好也很关键。

我们纵向看最初的那张图表。

在2004年以前，我国的三大主粮中，稻谷稳居第一，玉米和小麦则打一打辅助。但到了2004年以后，玉米产量开始狂飙突进，并在2012年，正式超越稻谷，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品种。

据农业部统计，八年时间里，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63亿亩，增长了45.2%，占所有粮食种植面积增量的91.6%，玉米产量增量占所有粮食增量的58.1%。

玉米何以突然冲到C位？仔细想想，生活中也没多吃那么多玉米吧？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开始吃更多的肉。目前，我国的玉米约有10%是作为产品加工的原材料，如工业乙醇、淀粉、啤酒等，20%供食用，剩下的70%都是饲料，主要是用来养鸡和养猪。

2018年中国猪肉产量达到5498.39万吨，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占全球猪肉产量的45.5%。1961—2018年，亚洲猪肉产量的增加量占全球猪肉增加量的66.4%，其中中国占55.5%，这意味着近60年间全球猪肉产量的增加，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还有鸡鸭肉。2018年，中国禽肉产量达到2011.66万吨，占全球禽肉产量的16%，比1961年增加了28倍，而在1961年，整个亚洲禽肉产量才占全球禽肉产量的17%。

肉产量的剧增，直接带动了玉米产量的飙涨。

不过在吃好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018年，中国肉类人均消费量分别为38.5千克，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32.5%，奶类人均消费量仅为12.2千克，低于发展中国家32.9千克的平均水平，更是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89.8%。

任重道远。

03、从吃饱到杜绝浪费

在吃饱到吃好的路上，还有个拦路虎。

袁老生性温和烂漫，甚少有激烈的表达。

然而在2013年，他痛心疾首地同央视记者说：“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法规政策），把浪费当成可耻的行为，当成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袁隆平的痛心与愤怒不无道理。

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浪费报告》将“犯罪证据”做了直观呈现。

报告在北京、上海、成都、拉萨4座城市进行了大样本实地调研，结果发现：人均食物浪费量约为每餐每人93克。

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粮食安全线是每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要达到400千克，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勉强做到刚刚吃饱，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在1998年才达成这一目标。

以此为标准，意味着我们每人每天每顿，可以食用：

（400000g/365天）/3=365.3g/顿

而每人每顿93克的浪费，意味着把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成绩打了七折。

就在2021年，袁老的诉求，有了立法上的回应。

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于该日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的均构成“食品浪费”。

袁老去世后，一个#我中午把饭乖乖吃光了#的tag冲上热搜，从此后，不浪费，或许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

04、粮食安全且丰盛

如今，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不只是要把“饭碗捧在自己手里”，还要保证饭碗里的饭很丰盛、很有营养。

一直以来，在粮食安全方面，我们强调“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口粮包括稻谷、小麦，谷物即稻谷、小麦和玉米。

论吃饱，我国口粮综合自给率在2019年超过100%，谷物自给率达到98.75%，这一战略目标已经圆满完成。

但吃八两饭和吃四两饭、四两肉和菜的区别可太大了。2019年，中国14亿人口消费了29亿亩耕地的食物，其中需要进口粮油肉相当于9亿亩耕地的食物，由此，粮食隐性自给率一下子就掉到了71.1%。

袁老曾在政协会议上说过：“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吃饭依赖外国，必将受制于人。”

在袁隆平等一大批农业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水稻、小麦、杂粮的种子都是自主选育的，而且达到国际优秀水平。

但在玉米、大豆等品种上，我国虽然有自主选育的种子，但水平和国外还有较大差距，而在西兰花、胡萝卜、白羽肉鸡等品种上，则完全依赖于进口。

袁老去世后，农村农业部负责人在表示沉痛哀悼时发愿：将传承袁老精神，持续推进种业创新，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05、结语

无双国士，共和国昨日痛失两位。 就在袁隆平去世的前两分钟，“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960年，当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天然杂交水稻时，吴孟超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例肝脏外科手术。 昨天有个微博热搜，尤其催泪。

几年前，两位科学家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了两颗小行星——小行星8117袁隆平星，小行星17606吴孟超星。

命名小行星，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国际性、永久性的荣誉，钱学森、屠呦呦、钱三强、陈景润、杨嘉墀、吴文俊等中国科学家都曾获此殊荣。

除了化作群星，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极度艰难的岁月里，开创了中国科技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从1958年到1970年，包括钱学森、钱三强、杨嘉墀等在内的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们，为中国研制出了核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屠呦呦于1969年开始从传统中医药方面研究对抗疟疾的方法。

如今，他们逐渐老去或离开，仿佛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幸而，新的时代也早已开启。

34岁的李建武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副主编是出生于1982年的胡忠孝；研究稻瘟病的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也是80后，袁老的“禾下乘凉梦”还有他们的继续努力。

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这篇文章的主笔，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特聘专家王继刚，出生于1985年。

老一辈科学家们留下了许多遗产，有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有遍布天下的学生后辈，更有薪火相传的进取精神。

袁老曾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天亮了，送走袁老他们，该换我们下地播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