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有个城里干部要和农村老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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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从1950颁布、1980年修订、2001年修正再到2020年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已历经70余载，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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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与离婚两个方面，传统封建婚姻中女性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

1950年婚姻法坚持绝对离婚自由的原则，构建了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双轨并行的离婚制度。

为进一步推动婚姻法的落实，1953年3月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全国发起，此时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据统计，195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而当时的全国人口只有4亿左右。1951年到1956年，全国大约有600万对夫妇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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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婚姻法的实践，也有不和谐音。

1955年，河北省邯郸地委会张先民要和他肥乡原籍老婆韩巧凤离婚（肥乡是邯郸地委领导下的一个县）。

他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只给肥乡县人民法院去了一封密信，法院就宣告判决离婚——虽然被告韩巧凤坚决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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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密信是这样写的：

“……我准备离婚，请你给我帮忙。我的意见，你接信后，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亲自给我办一下。城附近有亲戚，说出会给我造成困难，给你也会增加一些麻烦，你说是吗？在必要时，你要采取‘果断’、‘迅速’的办法，不要拖长时间。我的意见，你头天晚上到我家动员一下，第二天，你办个手续给我送去……”

现有资料我没有查到张先民的身份，从这封信来看，估计官职不低，因为敢对一个法院院长这样发号施令，当然不是普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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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笑的在后面。

肥乡县人民法院收信人接到这封紧急密信后，就迅速到了张先民的家里东营村，找到韩巧凤，动员她离婚，韩坚决不同意，收信人就“迅速”、“果断”地于1955年12月判决离婚，小孩暂归女方抚养，男方每月付给十元，后改判为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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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自愿离婚，分明是包办离婚啊。

1956年8月17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在卷宗里发现的一封奇怪的信”，披露了这起奇怪的离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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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同志看了上述这条新闻后，并没有引起注意，觉得这是个“小事”，不算什么。

曾担任彭真的秘书，并且长期在北京市委工作，后来晋升为北京市委常委以及北京市宣传部部长的李琪，在195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健全我国人民民主法制而斗争》一文指出：

张先民滥用权威，审判员徇情卖法，这还是“小事”吗？国家法律是允许离婚的，为什么不正式起诉？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难道因为我们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就可以成为高踞人民之上的“特殊人物”而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吗？而法院也就可以作出非法的判决吗？很清楚地，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公民的权利受到充分的保护，是决不可能的。我认为要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确立我国严格的法治精神，就必须从认真揭露和处理这些“小事”做起，并广为宣传，使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这些“小事”，国家也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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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批判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市委也召开了相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委不得不对吴晗展开了批判，不过，北京市委也表述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希望仅仅在学术方面批判，同时，作为负责北京市委宣传工作的干部，李琪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了《海瑞罢官》剧本的写作以及排练经过。然而，北京市委的观点却受到了错误批判，在这种背景下，李琪也被公开点名批评，尤其是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公开批评李琪，使得李琪被“打倒”，不仅被暂停了工作，而且受到无休止地批斗。

1966年7月10日，李琪不堪受辱，选择自杀，结束了在自己的生命，年仅52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琪获得平反，恢复了一切名誉。

2025年4月7日星期一